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后，生育率反而会随之提高。
上世纪70年代，北欧可以称得上全世界的生育洼地，生育率最低的芬兰生育率仅1.49，丹麦1.39，眼看要到亡国灭种的关头了。
然而神奇的是，在最低点徘徊了将近10年后，1980年开始，北欧的出生率出现显著回升，而全世界其他地区的生育率则开始了无止境的下跌。
1994年，北欧最低总和生育率继续突破1.8，而当时中国已经飞速跌至1.74。这也是有数据记录以来北欧这个极寒之地第一次在总和生育率上超过中国。
在人口研究领域，一般认为当总和生育率低于1.6以后，文化就会出现根本性变化，之后生育率将无法出现持续上涨。
然而北欧四国却是例外，在总和生育率下跌到极低1.4并无战争天灾作用下，生育率却出现了二十年的反弹和稳定，挪威更是在2008年突破了2点大关。
除瑞典以外，丹麦、挪威和苏兰在移民政策上都是偏右的，所以这种生育增长与难民无关。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北欧生育率发生翻转呢？
很多专家研究发现，之前“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的结论并不正确，两者的关系比想象中更加复杂。
众所周知，高福利是北欧特色，生育假，育儿补贴，大学免费等，但在专家看来这些并不是刺激生育上涨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政策北欧早在60年代就已经实行了，然而结果却是十多年的人口大衰退。
那么到底是什么驱动了北欧的生育率上涨呢？其实是一些我们挺难想象的原因。
第一个因素，就是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在社会发达后离开城市中心，重返郊县和乡镇的趋势。
研究表明，住房活动面积和周围人口密度其实对生育率有极大影响。想象一下如果你住在深山老林，房屋一千多平，树林三千多亩，四近十公里没活人只有狐狸野兔傻狍子。这种环境，不生四五个看家护院估计晚上都会瘆得慌。生活在乡野之中，舒适感和孤独感都会加强生育的需求。
相反，如果在逼仄的环境里，比如小房子、挤地铁、一个红绿灯下站着两百号人，造人的欲望就会大大下降。
欧洲的中产在上世纪末城镇化结束之后就开始了漫长的向郊县迁徙的历程。
在丹麦，除了哥本哈根，第二大城市奥胡斯仅有二十六万人口，其他城市则都不超过二十万，并且即使是这些统计中的“城市居民”，超过一半也居住在距离核心城区三十公里的下属郊县当中。在这些家庭中有超过两个孩子的占大多数。极低的实际人口密度，成了生育率触底反弹的重要保障。
当然，这种“反城镇化”其实是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出现的现象，因为低人口密度意味着高额的基建和服务成本。
所以对中国而言，这一条可能言之尚早，但控制大都会区的人口总量，强化三四线城市的服务功能吸引人口，对生育率应该还是有正面影响的。
欧美专家总结的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女性的地位和保障提升。
一般认为，随着妇女地位的提升，对待婚姻和生育的态度会越来越消极，然而在北欧这个女权世界第一的地区却出现了相反的趋势。
其中到底是什么出现了变化？这就要分析北欧当前婚姻和家庭的观念了。
在北欧，最近二十年来非婚生子的比例高得吓人。丹麦一项统计表明，2010年后出生的婴儿中，有超过35%都是非婚生子，虽然这其中绝大部分其实是稳定的非婚同居关系，但依然得承认，这个事实反映出民众尤其是女性对婚姻的依赖很低，所以在做出同居决定时非常轻松。
事实上，有很多专家认为正是女性对婚姻态度的转变真正导致了北欧生育率的大幅增长。因为瑞典和丹麦的同居法都刚好出台在1980年，其中规定了对同居女性的一系列保护政策，包括社会和男方的责任义务。
这部法令再加上十多年来女权运动造成的价值观变化，彻底打消了许多女性在性和生育上的顾虑。既然我生了娃照样会有人追，就算没人追我也能找到好工作自己养活自己，顶不济还可以用法手段自我保护，那还有什么好害怕的？
这种转变，最终导致在北欧“事实婚姻”的门槛非常之低。这和中国结婚必须有车有房，大龄剩男剩女一大堆的情况非常不同。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女性对婚育的恐惧心理与其社会地位的关系，其实可以发现中间存在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的女性社会地位极低，生存权几乎和男性与家庭绑定，这种情况下她们只能退而求其次，用生育来保障生存，这就导致旧社会和穆斯林地区生育率一般非常高；
第二个阶段中女性得到了通过劳动提升地位的机会，由于依赖自己总比依赖他人要安全的多，这种情况下很多都会选择降低家庭和生育的比重来提升自己，这也是大部分妇女刚刚进入社会工作的国家，生育率下降的根源；
第三阶段，由于保障和法的完善，女性发现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会真正影响自己的生存和社会地位了，这种安全感让她们在对待结婚和生育时更多的遵从本心，而非参杂利益思考。
这种情况下，生育率虽不像第一阶段那么高（在第一阶段，生育其实是女性保护自己的惟一武器，所以会有额外动力），但会比第二阶段高出不少，更重要的是，本质上这是一种安全环境下的自由选择。
然而如果我们继续深挖这个观念，就会发现这种安全感不仅仅影响着女性在生育中的决断，还牵动着社会的每个性别与阶层。
这一点在北欧历史上就有很好的体现，除开冷战时间的低生育，2008年金融危机后，北欧四国的生育率又开始出现下跌，直到今天都没有回到2008年前的高点。
这个过程中不论是社会福利，社会居住方式还是女性权益其实都没有变化，而最主要的变化就在于社会整体安全感下降了。
在2008年前的北欧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其实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的地位是十分稳固的。即使流动性不高，但起码每个阶层的生活质量都还不错，尤其是在北欧阶级间的差距本身也已经很小了。
但在危机之后，这种想法已经悄然改变，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学校选取方面。
丹麦择校完全看注册先后，很多家长依然懒得为了本地几个学校间的些微差距去提前跑注册手续，有些甚至等入学前几个月才开始操作。
而现在，教育水平略好一些的小学（同时教授丹麦语英语和德语），基本上家长在小孩三岁时就开始排号，有些甚至刚出生不久还没有选择幼儿园就已经开始选择小学。
丹麦近期的调查中，富裕家庭的生育率并没有变化，整体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中较低层出生率下降，尤其是选择不婚和丁克的人数正在快速增加。其实，像中国一样，这就是部分资源不足以抵消下一代发展风险的家庭正在选择放弃。
尽管北欧四国近三年来经济已经开始恢复，但恶化的周边形势依然如同漫过堤坝的洪水，淹没了一批能力和信心相对不足的个体，让他们最终在时间的长河里，彻底消失了痕迹。
在安全感低下的社会里，民众会自发形成一种竞争氛围，导致家长必须用资源和投入来确保下一代能维持现有阶级。
具体到操作上就是补习班学区房家教费以及对小孩学习活动的持续关注，这一切消耗的物力和人力难以计量，最终导致大部分家庭只能选择控制生育数量。
但大家又不得不这么做，因为都很清楚，如果你不投入，下一代必然会遭遇阶级跌落，最后的结果就是不仅为自己也为孩子带来巨大的痛苦。而且这种行为的本质是“竞争”，而非一个有确定的目标的“任务”。
即使国家再怎么降低读书的成本，增强基础教育的质量，竞争的本质依然会逼迫家长们不断对标同阶级的其他人，自发的投入更多资源。
除非整个社会的阶级差距足够小，保障足够高，最终能提高社会的安全感，降低竞争的动力，否则仅仅靠提高教育的性价比是无法消弭这种沉重的负担的。
所以总结北欧生育率回升的原因，福利可能只是一小部分，去城镇化，极度发达的男女平等关系，以及整体低风险性的社会才是确保生育率的根本原因。
而这一切对中国来说也许太难学习了，只不过，我们或许能从这些事实里，窥见导致中国生育率低下的真正原因的冰山一角。
